《孙子》全书分十三篇，《计》篇为全书之首，先说明“兵者，国之大事”，继而阐述处理国之大事的方法“庙算”；《用间》篇为全书之尾，篇名的意义是运用情报。
庙算必须以用间为基础，即计划必须以情报为基础，将整套战略体系构建于情报之上。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军事家孙武举了两个上古时期的例子：“昔者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意思是说，从前殷商的兴起，在于重用了曾在夏朝为臣的伊尹；周朝的兴起，在于重用了了解商朝情况的姜尚。所以明智的国君、贤能的将帅能用智慧高超的人充当间谍，就一定能建树大功。这是用兵的关键，整个军队都要依靠间谍提供的敌情来决定军事行动。
王琅回忆了一下汉末各诸侯的起家，袁绍从冀州牧韩馥手中兵不血刃地得到冀州，靠的是韩馥亲信重用的谋士辛评、荀谌、郭图都尽力为之游说韩馥让位；刘表在宜城就任荆州刺史并平定寇贼相扇，处处糜沸的荆州，靠的是宗族强盛、民众信任的襄阳名士蒯良、蒯越兄弟与蔡瑁；曹操在兖州取得立足之地，靠的是在兖州极有威望，交际广阔的兖州人鲍信、陈宫，所以曹操杀害兖州名士，出兵徐州后，大感信错人的陈宫转手就能与张邈一起把兖州送给吕布，兖州郡县几乎全部响应陈宫；杀害幽州牧刘虞，割据幽州的公孙瓒是幽州辽西人；后来脱离袁术，割据江东的孙策是扬州吴郡人。
再回想三国时代的几家，曹丕、孙权是继承父兄基业，并非白手起家；建立蜀国的刘备却是因为得到对荆州、益州情况了如指掌的诸葛亮、庞统、法正、张松取得地盘；篡夺曹魏政权的司马氏父子干脆就是魏国重臣，当然对魏国底细一清二楚。
如此一想，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符合春秋人孙武在七百年前所做的分析，王琅不能不引以为鉴。
考虑到在东晋时曾经领兵收复蜀地，了解巴蜀地理，王琅命令在益州境内的细作把活动重心放在益州豪族与实权派将校上，自己则根据这些情报制定出一套速战计划，亲赴襄阳说服父亲刘表，陈平蜀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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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豪纵横的汉末，坐拥荆楚之地的荆州牧刘表经常让人产生一心自守、不思进取的错觉。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刘表曾经分别向益州、交州、扬州三地用兵，更在建安六年出动步骑万人，主动北伐曹操，这决不是一个一心自守的诸侯会有的作为。
平心而论，刘表前几次出兵的时机都很正确，败就败在无人可用，或者，说的更本质一点，是不能识人，不会用人。
王琅当年读史书的时候曾经很惊讶地发现，兴平元年，也就是明年，刘表会趁益州牧刘焉病故，益州内部忧患之际，派遣别驾刘阖策反刘焉之子刘璋麾下部将沈弥、娄发、甘宁，试图西征益州。
可惜沈弥、娄发、甘宁在益州战败，东入荆州，决心不甚坚定的刘表随即放弃。对于反叛刘璋投奔自己的益州人甘宁，刘表则因为他在益州的败绩而没有予以重视，随随便便将人打发到南阳。刘表自然想不到这个从巴蜀被自己策反的败将日后投奔孙权，能立下破黄祖据楚关、攻曹仁取夷陵、镇益阳拒关羽、守西陵获朱光、率骑袭曹营的赫赫战功。
所以，曾经前来依附刘表的贤臣良将不在少数，刘表并非无人可用，而是缺乏一双识人的慧眼，也缺乏驾驭这些英雄豪杰的能力才华，即所谓戡乱之才。
是以历代史家一般对刘表颇多惋惜，认为他应该生活在太平盛世中，才干智力做一个三公绰绰有余，可惜偏偏生在了军阀混战的汉末乱世，白白浪费了荆州的帝王之资。
当然，现在有了王琅，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把策反蜀人、传递消息之类的情报工作通通让给对此极有心得的刘表负责，从旁策应、助威壮势之类的事情交给只会打顺风仗的荆州兵，自己揽下益州战场的硬仗，利用益州叛将偷偷放开的关口，以最擅长速战强攻的义阳人魏延为将，带领在南阳训练两年的七千精兵直奔益州州治绵竹，擒贼擒王，大军在后方跟上接收照应，一战定益州。
王琅两年内连挫孙坚、吕布，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漂亮仗，自始至终给人以胸有成竹，胜券在握的印象，不仅从小见证王琅处处不凡的刘家人对王琅深信不疑，荆州各郡县的百姓也都对王琅产生了某种毫无逻辑的迷信，把她当成神仙中人看待，既相信她会取得胜利，也愿意为她效死。
王琅建议开辟益州战场，揽下主攻任务，战术水平一流的蒯越直接相信了她的战略，提出夏季水涨，不妨以水军辅攻的建议，补刀补得无比熟练。
刘表这时候还是很有雄心壮志的，见麾下最靠谱的两人取得一致，他也不再犹豫，下令由长女担任主帅，全权负责西征事宜；在襄阳训练水军的镇南将军军师蔡瑁指挥水军辅攻；黄祖守卫江夏，提防扬州入寇；从子刘磐与中郎将黄忠镇守长沙。王琅这边南阳郡的防务交由以善守闻名的大将文聘，赵俨、杜袭皆留守南阳，替王琅处理郡务，督送粮草。
大事计议妥当，任命也全部要到手，王琅动身返回南阳，在宛城组织战前动员，第一批与会者除了已跟随她一两年的赵俨、杜袭、韩暨、魏延等人，通过考试征召到的两名掾史杜畿徐庶，还有两个王琅本没想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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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三年十月，荆州刺史刘表遣使贡献。汉帝刘协遣黄门侍郎钟繇拜刘表为镇南将军，赐鼓吹、大车以示隆宠，又谓刘表为伯父，加荆州牧，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许开府辟召，仪同三公。[1]
荀攸此前因谋划刺杀董卓之事走漏而被董卓下狱，恰好碰上董卓被司徒王允与吕布合谋杀害，于是从监狱中无罪释放，弃官反归，又被官府征召，在儒生试中名列优等，升迁任城相，但没有赴任。
荀攸与钟繇的交情早在两人同被察举时已经建立，钟繇走了一趟荆州，返回长安不久便怀着奇葩共欣赏之心向荀攸提起此事，感慨道：“刘景升似有西伯之志，其女竟怀武王之姿，真乃天下怪事。”
西伯就是周文王姬昌，商代末年西方诸侯之长，故又称西伯昌。相传西伯在位五十年，已为翦商大业做好充分准备，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励精图治，礼贤下士，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
武王即周武王姬发，西伯侯姬昌之子。姬发继承父亲遗志，继续以姜尚为师，尊称师尚父，以兄弟周公旦及召公为助手，积极筹划灭商事宜。牧野之战后，商朝统治被推翻，姬发建都镐京，改国号为周，成为西周王朝的开国之君。
“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