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大部分的百姓能看懂政令，知道法律常识，不再是官老爷说啥就是啥的愚民了。
道德制度的作用才会开始显现，施政者的行为才能真正受到一定的约束。
而且，少数人垄断知识后，会失去开脱创新的欲望，让科技与革新失去土壤。
一些人为了获
取学术上的地位和衍生的利益，
便会把精力花在反复包装和过度解读“经典”上，
以此，不断拔高“高深知识”的准入门槛，“知识权贵”便应运而生。
不论怎样改朝换代，这些“知识权贵”都能凭借手中掌握的话语权，轻易左右朝政。
然后，进一步强化自己“学派”的地位，以此循环。
只要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泾渭分明，这种现象就无法改变——
无论这个学派是儒法释，还是道名墨，
一旦能够垄断话语权，最终都会变成一个样子。
即使掌握了很多“自然科学”的道和墨，也有很多沦为了装神弄鬼的方士。
现在的“儒”真的是孔子师从周公的“儒”么？
在“儒”这层皮下，又何止法墨道释？
只要统治者需要，什么都可以往“儒”这个筐子里面塞，“儒”总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所谓的“儒”，早就变成了以“仁”为核心内涵的“公共关系学”。
所以，穿越者和“儒家”较劲没有任何意义。
没人能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起来，在治下全是孔门弟子的情况下，谁能真正打倒孔老二？
何况，就算真能打倒了孔老二，还有李老大墨老三
或者，搞“百家争鸣”？
思想界混乱不堪，怎么可能做到大一统？
玩什么都没用，先让知识下沉，真正开启民智后，才能再谈其他。
这几年，徐泽一方面努力扩大治下学校规模，让尽可能多的适龄儿童能够上学，
另一方面，依托军队厂矿共建会等，大力开办夜校和扫盲班。
办学推广教育的重要性，只要脑子稍微正常点的统治者都知道。
平心而论，在此事上，大宋的努力和成果，都远超前朝。
赵佶蔡京就一直大力推广乡学县学州学国学四等学府和“三舍制”。
因此，徐泽在治下推广教育，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事，
甚至，朝廷对此还是鼓励的。
但想把教育办好办出效果，太难了，需要持续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不仅是人才培养的周期长，教育事业的成长也急不来。
实际上，同舟社事业草创阶段，事事都要钱，处处都要人，教育推广的进度很缓慢。
因师资力量有限，同舟社最初办学的规模非常小。
只有若干“小学”（识字班）和一座“书院”，以解决“内部子女”的入学问题。
对辐射周边的村庄，则只能通过设立奖学金优等生报送入之罘书院等形式吸引人才。
彼时，共建会对治下村庄合办学校的巡察，
其实是形式大于内容，作用非常有限。
远洋商队开始盈利后，各股东在徐泽的授意下，纷纷“慷慨解囊，造福乡里”，
有了钱，方能请到人，这项工作的进度才开始加快。
高丽战争赔款到位后，徐泽又力排众议，划拨了很大一部分，作为教育基金，
用于扩大学校规模，改善教学条件，奖励优秀师生等。
没有公开造反的好处就在于，虽然很难招揽到精英人才，但招募坐馆的“教书匠”却是非常容易。
只要给出的价码合适，大宋多的是科举无望的穷措大赶着来登州——
然后，被分流到海东辽东等地教书。
徐泽的要求只一点——别念歪经，按同舟社的教材和课程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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