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针对我的非常规激发有两套预选方案，一套激进，一套保守。激进的方案来自新训营一位助理训导师。他研究过我的所有的训练和激发测试记录后认为，我始终没有出现能量场反馈是因为激发测试使用的能量强度太低。吸收不足，当然不可能有能量溢出被观测到。所以他主张对我直接进行初级标准训练。”
“这实际是超能力协会公约里明文禁止的一种激发办法，因为即使最低一档的初级标准训练，能量强度也在安全激发强度限制红线的十倍以上。在这个强度下，普通人必死无疑。而即使是潜力者，如果还没觉醒就被贸贸然扔进去，那也是变白痴或者是丧失潜力患上重症基因病的概率更大，风险超过百分之九十五。”
“这个方案理所当然遭到了新训营中将和营里绝大多数训导师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当然不是因为协会公约有禁令，而是如果这么干他们得担风险。当时那名助理训练师为了论证自己的方案可行，用了很翔实丰富的数据分析以推断我应该会具有很不错的潜力。但他越是论证得充分，方案就越不可能得到通过。持反对意见的训导师也认可我可能具有不错潜力的推论，甚至高级可期，所以才不能冒险蛮干。”
“新训营的训导师每激发成功一个奴隶，都会有相应等级的大笔奖金。而如果搞死一个新训营里还没确定等级的预备者，则要遭到降级和扣除奖金的惩罚。按照训导师们的想法，既然我很有可能是有潜力的，而且潜力不小，那么慢慢引导总能觉醒突破，该有的奖金早晚都会有，不会自己长腿跑掉。而如果都像那个小年轻一样蛮上，那么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他们就要荷包空空，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至于新训营的中将，他倒不关心训导师的荷包问题，但他很在乎自己的清净。按照训练营的规定，风险超过百分之三十的激发方案新训营就无权自行决定，得找上级签字。像这种风险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五的激进方案当然更得上级签字，而且还必须得是统治灰星的‘皇帝’，那个监察侍从亲自签字。中将阁下这辈子最讨厌的事，找领导签字可以排进前三，列在去死和太太出墙之后，当然是不愿意找这种麻烦。”
“所以最后就决定用保守方案。我从新训营被送到了奴隶小镇，一名超能力者成了我的临时监护人，我的身份类似于她的养子、学徒、跟班……总而言之就是以这样一种复杂难以界定的关系跟着她。事实上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完成全部标准激发过程还没有确定潜力的奴隶小孩都会在小镇得到一个超能力收养者。”
“超能力训导领域有一种类似能量交感的理论，把有潜力的小孩子和能级较高的超能力者放在一起三到九个月，就能够诱使超能力觉醒。它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激发法，只是因为效率缘故无法大规模使用，所以才没有纳入标准激发体系。但经过标准激发法一年半的筛查之后，预备潜力者的人数大大缩水，再使用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所以它其实是非常规激发法的第一项，所谓的方案讨论只是走个过场，实际所有标准法完成后没能确定潜力的小孩固定先接受收养激发。我们拿一批我记得是三十二人，不足最初人数的千分之零点二。”
他们离开新训营，沿着大路向城市边缘走去。道路两边都是绿油油的农田和菜地，树木也都郁郁葱葱，有些已经冒出花苞。十六只爪子的农用型机器人在田地里忙碌者，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转过一片果林，他们走进一个幽静祥和的小镇。
小镇的道路不宽，路两边是尖房顶带阁楼的房子。房子不大，大多数也只有两到三层，但修得精致漂亮，外面围着白色的木栅栏。有些人家养了猫和狗，从低矮的木栅栏上探出一个懵懂的脑袋，还在半睡半醒。
清晨的空气才刚刚唤醒小镇，花和草里还挂着露珠。机器人清洁工正挨家挨户将扔出来的垃圾装进自己大肚子的箱体，挽着菜篮子的厨娘也才刚刚出门。
“这里就是奴隶小镇，沿着城市边缘，有几十个这样的镇子。”大卫告诉顾晗晗说，“中低级的超能力者在奴扈营达到潜力极限，就可以选一栋房子，带上配属给自己的仆人和随从搬到小镇上来，然后直到正式出营之前，一直都住在这里。高级潜力者在触碰到高级壁垒自后，也会离开奴扈营搬到小镇住。”
“研究训练营和奴扈管理的理论认为，对于训练合格的奴扈，在正式出营前，都应该先过上一段普通人的生活，以便出营之后能适应世俗者的世界。毕竟最后完全呆在卫城的奴扈只是少数，绝大多数超能力者终究是要和普通的人一起生活在同一个世俗世界。而即使是卫城，其实首先也是个世俗世界。”
“至于高级潜力者，从碰触高级壁垒到突破乃至到达潜力极限，他们需要漫长的岁月去感悟宇宙、思考生命，甚至战斗锤炼。这样漫长的岁月，不可能让他们一直呆在奴扈营，得在漂泊中给他们一个家。而超能力训导理论也认为普通人正常的世俗生活远比奴扈营的集体生活的刻板环境更对高级突破有利。”
“我的收养人是一名女性高级超能力者，突破六级已经七八年了，正卡在七级壁垒上面。当时她恰好出任务归来，在灰星有一段时间不短的假期，于是就被训练营管理中心指派为我的临时监护人。我从训练营搬进来住进她家，除了每周要回新训营一次找训导师做例行的训练和测试。在之后的九个月，如果没有其他状况，我就得一直跟着她。”
“她是个特别开朗的人，童心未泯，像是总在寻找失落的童年。她从来不像其他奴隶小孩的监护人那样让我叫她妈妈或者老师，而一定要让我叫她姐姐，因为她怕我把她给叫老了。”大卫笑，“其实那年她三十九岁，论年龄是足够做我母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