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地理熟悉的陶术眼睛一亮。
果然，霍阙道：“沿此河北上汇入长江，经湖北，过重庆，一路沿江南去，就到了四川南部多山的地方。川南与贵州交界，多山。你们本来坐飞机到了成都，也要先坐火车，再一路换乘大巴，才能到川南。而从水路去，可直抵川南。”
王勇道：“只怕麻烦霍上校。”
“我本就要回长江去。”霍阙轻声道，“算不上麻烦。”
郝主任没有异议，只是同行的，却还有一个闵卫。
王勇知道，国家不可能放霍阙落单，闵卫是霍阙此行的监视者，于他们却无碍，不过是同行的多一个人而已。因此也没有异议。
如此，便定下路程。
郝主任为他们准备了一艘轮船，一行隐约有所猜测，却迷迷糊糊的浙江警察，与他们五人，一起踏上了轮船。霍阙则推着轮椅，缓缓步入了江中。
此时，于建设的情绪才堪堪稳定下来。
常教授问他：“方才你们打的是什么哑谜？”
于建设苦笑一声：“鲁迅的作品，是以一九二七年为期的。二七以后的，都可算后期作品。《祝福》、《百草园与》、《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都是一九二七年以前的前期作品。所有c-b4-0里的剧情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鲁迅一九二七以后的文章。”
常教授这回彻底回过味来了。
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鲁迅的平生，也有相当的了解。
郝主任却一脸迷惘：“一九二七？”
常教授提醒他：“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政变。以此为界，划开了鲁迅作品的前后期。”
郝主任的历史还算不错，仔细一想，一拍脑袋：“一九二七，四一二，蒋光头清党？所以？”
“所以，霍上校的意思是，”于建设苦笑着说，“真正的应三娘，和台阶，两面一体，都是‘国民性’的具现化。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以后的文本，估计都集中在‘应三娘’身上。”
“什么意思？”
于建设低声道：
“一九二七年，鲁迅先生在广州亲眼见证了惨烈的四一二屠杀。
他前半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
却目睹了乡野间，曾经洒热血，剖心肝的青年，化作了蒋、汪。
听着当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同伴青年，变作了举起屠刀，让中国更加贫弱，对侵略者卑躬屈膝的土豪劣绅买办的代言人。
他苦闷万分，写下了《祝福》、《狂人日记》、《阿q正传》，寻不到出路。
后半生，一九二七后，他却目睹了无数为改变穷苦的中国，而被蒋、汪屠杀，却志向不改的中国新青年。这些青年筚路蓝缕，用自己的血与肉，为新时代铺路。”
“从此后，鲁迅先生，彻底转变为了一位马列主义者，便再也不提所谓国民性。”
“因为，”他顿了顿，“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唯心的、永恒不变的国民性。国民性不是什么由人的心灵凭空产生的虚幻物。而是切切实实地环境在意识里的映射。也就是俗称的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
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鲁迅看来，无论是台阶，还是她，都是所谓的国民性。只是，端看环境如何，人们选择了怎样的中国，便选择了怎样的“国民性”。
说到这里，于建设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竟然哽咽得说不下话。似乎看到了几十年前，早已去世的作家的心肠。
“只是，台阶一直在明，煌煌而立帝王将相几千年，演化吃人者。
‘她’却在台阶下，被压了整整几千年。化作无形的声音，挣扎着呼号警示。”
鲁迅，在一九三六年，拖着病体，写完祝红军长征成功的一文后，没几个月，便病逝了。
他始终，没看到“她”被放出来的那一天。
“但他坚信，无论台阶怎么压着，始终，有一个藏着的‘应三娘’。
‘她’醒来时，几千年的中国，也一定醒了。”
永仁市的广场前的天将亮不亮。
升旗仪式的时候，士兵忽然发现有一个衣着打扮古怪的男人，久久伫立在红旗下，仰头看着那面红旗缓缓升起。
他面色不佳，一身样式老旧的长袍，留着短胡子，脸型方正，叫士兵总觉得很是眼熟。
他看看精神抖擞的士兵，也看一大早在寒风里簌簌发抖的清洁工，看街边的乞丐，看街上的豪车。
他不失望。也不期望。只是低低叹了一声。
他看着红旗下的一级级步上升旗台的台阶。
最终，也看那面五星红旗。
但下一刻，士兵一眨眼，却又看不见了人。
没有完全亮透的天边，一颗寒冷的星星化作万点银光，洒落轩辕神州。
天彻底亮堂起来了。
永仁市的学校里，郎朗的读书声响起。
孩子们正在背：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