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很快发现，发达的造船业是工匠代代相传的手艺使然，但工匠并不懂得浮力定律。建筑学也同样如此，工匠不懂得结构力学、材料力学。而这种纯靠经验的‘创新’不仅乏力，且再往上走，很快就到了天花板，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所以一群没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匠，他们中间即便有特别聪明的人，也只是学习师父的手艺更快而已，怎么可能系统地总结出现代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知识，进而有各门类的现代工程学？如此就能够解释中国古代为何没有从工艺迈进工程技术科学的门槛，你总不能指望那些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工匠将工艺理论化吧！
这个社会受到良好教育的一群人在做什么？他们在读“四书五经”，学习儒家经典，幸运者通过一次次考试做了官，又是靠儒家伦理治理国家，一些财务、法律等专业性工作委托给师爷。有几个愿意和工匠一起去研究锻造工艺的改进——那是他们瞧不起的“贱业”。
赵昺知道在中学历史课本对黄道婆大书特书，称她是元初著名的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由于传授先进的纺织技术以及推广先进的纺织工具，而受到百姓的敬仰。黄道婆少年时流落崖州，师从黎族人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回到松江后教人制棉，传授和推广捍、弹、纺、织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使松江棉布畅销天下。
在琼州时，赵昺也曾想到过这么个历史人物，但是他却没有刻意寻访，因为他在琼州时已经完成这样一项重大的技术改革与推广，以增加外贸收入，现在随着收复江南，匠作监的北迁，这项技艺已经完整的带到了江南地区。但想想若是非自己的到来，这项织布工艺就竟然要靠一位身世坎坷的妇女完成了，为何？原因很简单，读书的士人谁会去做这个呢？
可能有人觉得如此说法太过偏激，宋朝也曾经出现过《营造法式》和《梦溪笔谈》这些记载了古代科技和总结了工艺技术的理论文献。但是赵昺会告诉你，那只是沧海一粟。
就说《营造法式》一书，其中详细记载了建筑构件模数系统，将材料和零部件尺寸分类、分级与标准化，使得工匠们在动工之前就能列出一份完备而准确的用料表。但后世都知道这部书只是对千年来中国建筑工艺的一种经验总结，并没有太多学科意义上的突破。
即便此书的作者主管皇家工匠的将作监李诫的身世，后人也了解很少，甚至这部书的编纂者叫“李诫”还是“李诚”，尚有争议。而历史上那些达官显贵、英勇武将、文人墨客，甚至打家劫舍的好汉，史书记载是何等详细。
另外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但记载工艺如《齐民要术》《天工开物》这样的著作比例很小，像李诫这样愿意去调查、总结工匠劳作经验写一部书的士大夫太少了。而写《开工天物》一书的宋应星之所以能这样做，也是因为他科举的屡次失利，从此遂绝科举之念。这才有时间和精力写这类大官们不屑的“闲书”。即便如此，其也只是一个旁观者、总结者，不是进行实际操作的大工匠。
再有政治制度决定着工匠阶层的受教育水平低，同样也决定着商业文化的发达程度。可以锁制造业和商贸业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制造业的利润，必须通过商业才能实现，而中国古代对商业进行打压，朝贡制度使得朝廷垄断对外贸易。导致非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加大了工匠在贸易中的弱势地位，普通工匠辛辛苦苦，也就果腹而已。
赵昺记的前世的书中说大宋的工匠会享受很高的待遇，其收入甚至超过了政府官员。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感受却是多数工匠的生存状况是很差的。即便是匠作监和都作院这些‘国营企业’，工匠们亦是如此，被圈禁在狭窄的作坊中工作，领着勉强糊口的薪俸，与包身工无异。你又怎能希望一些活得没有尊严的工匠们去进行技术革新，促进中国制造业发展呢？
与之对比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制造工艺能够得以发展，也是因为工匠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中国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经历了真正的“封建”社会。西欧的封建主在辖区内高度自治，日本诸岛的大名也是如此。各封地多是世袭，西欧的“世官”制延续到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的“世官”制则延续到“明治维新”。
工匠与农民、商业处于平等的地位，一些平民家庭的俊秀子弟也愿意去学手艺，有些工匠家族则是数百年不衰，工艺一代超越一代。且由于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主和诸侯彼此竞争，工匠阶层和商人阶层有更大的生存空间，优秀的工匠可以脱颖而出，凭手艺过上好日子，并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组织化和职业化是工匠的重要特性，而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建立促使一代代工匠在传承中创新，这种传承和创新才能培育出“工匠精神”。古代欧洲手工业行会之所以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城市化的动力，正是由于其极其有效地保障了各种工匠技术的有序传承、不断改进和广泛传播。
各作坊和工场可以联合起来形成行业协会，维护本阶层的利益。与中国工匠单打独斗，甚至祖传手艺不传外人相比，欧洲的工匠较早地出现了组织化和职业化，鼓励工匠进行技术革新，不断改进工艺。反观中国，技艺高明的能工巧匠在官吏面前都是唯唯诺诺的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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