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的家庭比较能够支持子弟接受较好的教育，也比较能够让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准备考试；甚至比较方便在考试中运用金钱来舞弊，譬如雇人代笔或买通办理考试事务的人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富家子弟在科举考试中显然比较占优势。
以致“业儒”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理想。也确实有许多家庭世代以士人为业，他们可能有祖先在经营产业富裕之后，开始重视子孙的教育；也可能有祖先曾经入仕，而子孙在科场失利，却仍然力求进取；也有些出身贫寒的士人家庭，虽然生活艰苦却依旧要保持士人的身份。其中许多士人家庭，同时拥有一些田产，田租的收入是支持他们读书的经济来源。
另外就是品官之家，他们不仅是社会上最富裕的阶层在某种程度之内还享有免除差役及科赋的特权，税、役负担既轻，财富累积自然容易。富与贵结合在一起，及第的机会也会大得多，因而阻塞了其他人上进之途。此外，宋代科举虽然没有‘加分’之说，但是官宦人家子弟却享有荫补的特权，他们不用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走入仕途。
荫补也称为恩荫或奏荐，凡是宗亲国戚，文武官员的子孙、亲属甚至门客，都有机会获授官职。这一项制度在汉、唐都有，宋代也继续沿用。恩荫授官的时机，比较常见的有在皇帝生日的时候，称为圣节荫补；有在三年一次的郊祀或明堂大礼的时候，称为大礼荫补或郊祀荫补，这是最主要的一种；有在中高级文武官员致仕的时候，称为致仕荫补；后妃、宗室、中高级文武官员去世之前，也可以遗表向朝廷奏荐，称为遗表荫补；下级官员也享有这项权利，中下级官员如果因为作战、捕盗而死亡，同样可以奏荐，称为死事荫补。
荫补的对象也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兄弟、子孙、异姓亲属，高官甚至可以荫补门客、医人。每人荫补的人数也没有一定，多的可以到一二十人，荫补得官由于家世背景，和经由科举考试凭借能力竞争得官有所不同。宋代官员中，以荫补得官的人数占了相当的比例，一次郊祭多时以父兄而任官者达数千人。
不过当权者也知道荫补的子弟能力有限，也对他们做出了种种限制，规定无出身人（包括荫补在内）不得任台职，也不授以馆职。文臣京官的升迁，科举出身者是隔级迁转，而荫补者只能逐级迁转。选人除京官，有出身者也较无出身者官阶为高。
相对而言，制度的规定显然使得官员无论家庭背景，由科举入仕者要较由荫补入仕者在升迁上为有利，来自平民阶层的官员，他们只能以科举出身，不因家庭背景而在制度上减少了往上发展的竞争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在宦途有所发展，官宦子弟仍然必须参与科举考试的竞争，事实上也的确有不少官宦子弟如此，或者参加州郡解试，或者在荫补后再参加锁厅试……
“陛下，臣以为当下应对科举和选官之制进行革新，以达到为国选才和储才之目的！”眼见小皇帝苦笑不止，应节严再奏道。
“先生请言！”赵昺愣了下道，他没有想到应节严也有此想法，但是当下不知道能否与自己不谋而合。
“陛下，当下朝廷初回江南，各部省及地方缺员甚众，急需选人补入，并为收复江南储才。因而自当打破常例行非常之事！”应节严道，“此次科考，臣以为各路府以十中选一为额，选送举子入京参考，却不必限制各路府取士名额，而是唯才是举。但此只为特例，不可为常例。”
“嗯，应知事所奏不无道理，此举即解决了一时之急，又可防止日后进士皆出一地之忧！”文天祥首先附议道。
“陛下，臣也觉可行！”陆秀夫同样没有反对意见。
“好，宽进严出，相对公平！”赵昺点点头道，又抬手示意应节严继续往下说。
“陛下，此次乡试臣以为考题应作出调整，重策问而轻经义，以求选出治国良臣，辅政之才，却非平庸之辈。”应节严再奏道。
“应知事说的好，臣亦以为经义使得考生皆以圣人之言是遵，全无个人见解，入仕之后全然无用。唯有策问尚能看出考生之应对能力，反应出其治国之理念。”刘黻当下表示赞许，而陆、文两相也未表示反对，显然他们也明白其中的弊端。
“陛下，臣以为恢复隋唐旧制，对于中榜之士子不予直授官职，而是入国子监学习后，再由吏部考核之后再予以授官，以防止出现不能履职的事情发生！”应节严又奏道。
“此议甚好！”这简直说到赵昺心坎里去了，他听罢立刻赞道。其实入选后进国子监非是他的无奈首创，而早在隋唐年间，当时的科举制度只是资格考试，士子中榜后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并不会直接授予官职。如果想做官必须在国子监深造之后再由吏部考核任用。考核不合格者需再等三年才有资格再次参加吏部考核。
宋时科举考试取消了吏部考核，士子只要中榜就能获得御赐的名衔，之后便可顺利步入仕途。太宗时期只要士子通过殿试取得进士称谓，但凡及第以上，无需参加吏部组织的考核，就可以授予官职。随发展及第被授予的官职越来越高，当时的一、二甲进士和九经通常能取得将作监丞、大理寺评事或者各州通判之类的官职，步入仕途数年之后不乏能官居一品宰相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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