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陈宜中等三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如果引发政局动荡，首当其冲的是危害到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甚至人身的安全。而他们如此做，以赵昺所想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那么就是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以当前的情形看，不过是做个权臣，当皇帝却不见得有那么大胆儿，且以他们的岁数恐怕也等不到篡位的那一天了。
面对有人‘谋逆’的企图，文天祥和一干军将都以为应该用霹雳手段迅速镇压，将他们明正典刑以正国法，而不是用报纸将他们搞臭这种‘温和’的手段，让他们知难而退。可赵昺觉得对对方的精神进行打击，迫使对方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崩溃的方法，与威慑手段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皆作用于对方心理，区别在于威慑大多是行动前的一种预先措施，而惩戒是行动失败后的一种补救式手段。
对于权力斗争中的批判，想来大家都不会陌生，其实无非就是对对方的语言和行为加以批驳，使其丧失合理性。批判包括操控者个人的批评和发动群众的批判，其最终指向即通过批判，孤立对方，使其在权力斗争中处于人人喊打的绝望境地；至于影射，则是一种间接的方法，虽然不对对方直接构成攻击。但是通过迂回手段，解构对方的逻辑、观点、主张等等，使对方丧失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也能够达到孤立、丑化对手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批评还是影射，都是精神敲打的一种方式，都是一种刚性操控的手段。如果运用得好，就能够使得受控者深受触动，从而迫使对方不得不听从施控者的摆布，放弃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不理智的行为。也可以算的上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之一。若是失效，亦可以迅速转变手段，果断采用武力进行镇压。也就是说如果能威慑，就威慑；威慑不成功，才用惩戒手段。
当然对于自己的安排，文天祥觉得过于冒险，一旦他们觉得事情已经败露铤而走险，即便别镇压也同样是一场灾难，尤其是对刚刚重回江南的行朝来说。对于其担心，赵昺以为若是站在丞相的角度上看也不为过，且十分妥当，那是因为其不知道自己到底拥有多少实力，也不清楚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地位的不同，看待问题高度所决定的。
赵昺也自然清楚事情一旦失控自己面临的风险，但他觉得值得一试。因为他清楚越是超脱权力，才越能得到更大的权力；越是计较于权力的得失，才越会失去的更快。能够超脱权势，不把自己的所得看得多么重要，才能够放开手脚。老理说得好：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所谓的大胸襟、大抱负、大胸怀，也皆来自于此。
当年秦始皇之所以敢于冒着战败之后灭国亡种丢掉权力的危险，执着得反复发动战争，固然一方面是因为国力超级强大，发动战争要掠夺更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其没有把自己的位置看得多么重，且没有多么在意自己的所得而害怕所失，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其宁愿以自己秦国的江山为赌注，来博一把天下一统的大业。
如果你极在乎一样事物，你会拿他当作赌注么？可六国国君爱惜自己的宝座，珍惜自己的权力，谁也不敢贸然挑起战争，生怕一个不慎，把自己的宝座给毁了。秦始皇则把自己的江山当赌注，甘冒如此大之危险，他又岂能是斤斤计较于权力的人？对于《英雄》中讲的秦始皇爱惜天下百姓不惜牺牲自己的观点，赵昺如今绝对不敢苟同，其中扯淡的成分太多，那绝非是其真实的意图。
自然赵昺亦不会那自己得来不易的皇位不当回事儿，这可是自己当初费劲心机一点点争取来的。且费尽心力的经营，才像燕子筑巢似的一点点的构筑起自己的国家，让他轻易拱手让人怎么可能。现在他看似无所作为，只是利用宣传手段向对手施压，并操控朝臣阻止对手的步步紧逼。实际上是采用待机而动的策略。
以赵昺的理解待机之道暗含着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养精蓄锐。当时机不利时，就退回来，养精蓄锐，自己积累力量；二是以静制动。三是后发制人。对手先发，我以不动而应之，使对手无处着力；等到我看准时机，找到对方破绽，再一出手能而将对方制服。
老子也曾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又说“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这说明老子很重视静，认为静是动的根源。而把这个道理用在待机之道中，就是以静制动，保持不动，观对方之动，在对方动中寻其破绽。
此也是后发先制的精髓，初时看似处处被动，其实却是步步为先。从敌手的行动中先一步洞悉其企图，掌握其实力，待时机成熟一战而下，制敌于死地，让其再无还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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