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在即来不及了，而在这种乱战中，有作战经验的，手里家伙好的才能占尽便宜，抢得更多的东西，收拢更多的人马，迅速壮大实力！”赵昺言道。
“哦，陛下真是奇才，如此咱们也不需慢慢的扶植其了，这坏事也生生让陛下变成好事了！”郑虎臣惊讶地道，他当然明白义勇未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那些基层军官更缺乏指挥能力，更不要说各部相互协同了，抢了东西自然是谁抢了算谁的。如此一来那些基层军官有战斗经验，武器充足的队伍肯定占尽便宜，而陛下只用这些就能迅速收编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还是合算的。
“不，这只是第一步。”赵昺言道，“再度攻下漳州，忽必烈必不会再作壁上观，必然将会调集重兵围剿，其中还会有变数发生，只是我们尚不能把握！”
“嗯，以陈吊眼他们的实力是难以与蒙元对抗的，重兵之下或被剿灭，或是投靠蒙元！”郑虎臣点点头道。
“是机会我们就要把握住，陈吊眼还是有些眼光的，这个时节正是雨季，他选择这个时候动手就是因为元军不擅在湿热的环境中作战，使自己有喘息之机，但时间也不会太久，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这几个月的时间！”赵昺长舒口气道。
“陛下尽管吩咐，属下定不负所望！”郑虎臣言道，他已经看出陛下欲得到的不止是许夫人那点人，而是连地盘都想要。
赵昺的计划很简单，就是打着报恩的名义令人送去一批甲仗器械和陈墩的一封信，但是绝口不提封敕和招安之事。而押送的队伍则由各军挑选一批福建籍的基层军官组成，且要恰好在大战前赶到，并协助他们参加攻城之战，从而取得信任。下一步才是逐步增加援助力度，争取在两、三个月内将其扶植起来。
然后利用元军大规模征剿的机会，削弱陈吊眼和黄华的实力，同时利用潜伏在他们人员借机投奔许夫人壮大其实力。经此大战后，即便黄华和陈吊眼没有被元军灭掉，实力也会大损，在闽广地区形成以许夫人为主导的义勇队伍，并建立抗元根据地，在内地上获得立足点，并开辟第二战场，以缓解琼州的压力……
…………
风雨一听郑虎臣便离开博鳌调动人员，并安排物资的运输，因为此时是以赵昺个人名义办理的，一切所需皆出自左藏库，人员也从护军中调动，这也省去了在朝堂上的唇枪舌剑，白白耽误了功夫。而与此同时，黄华前来贩盐的船只有的开始放空，问及原因却是因为雨季到来，使得盐产量降低，不得不减少对他们的供应。
关于军改之事，随着博鳌的几位名士大儒佚名加入论战，局势再次发生变化。赵昺都不得不佩服这几个人确实有学问，引经据典驳斥反对方，隐隐的占据了上风。而随着对军队正面的宣传工作展开，民间对军人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并持同情的态度。
两股声音的合流让行朝保守派有些发慌，当无法在《琼台资讯》发音后便转向其它小报，一时间论战再度升级，陆秀夫和文天祥感到事态紧急，连续多日奏禀欲干涉舆情，并尽快召开堂议商讨军改未尽事宜，尽快做出结论，以免局势失控。但陛下只要他们在《帝国日报》上发布声明，表明朝廷的态度，但是这份声明也极为简单，且言语含糊，只能引发更多的猜测，却并不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
对于两位首辅的慌乱和社会上的议论纷纷，赵昺却并不着急，而是有条不紊的推动自己的计划。他记的美国有一位群体心理学家曾以美国大选分析过群体的心理，指出在群体所有的特征中，选民群体往往会表现出极少的推理能力。同样的，他们也没有批判精神，轻信，容易发怒，而且头脑极度简单。这样的情况并不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稍稍减少，因为只要选民团体的性质不改变，它就会永远具有异质性群体的一切特征。
基于群众的心理，其总结了说服选民群体，在选举中取得成功的几个套路，赵昺觉得这并非特例，与当前他面临的局势十分类似，其中有着可以借鉴的地方。
第一点，由于名望对群体有着巨大的支配力，它超越了一切其他的因素。因此，候选人一定要享有名望，或者尽量去博取它。能够取代个人名望的因素，只有财富。除此之外，学识、才干、甚至天才，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因素。在相同的条件下，一位名人在竞选中胜出的概率要大大高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其原因就在于名望的作用。在选民群体看来，把票投给一个他们熟知的名人，要比随便投给一个陌生人更可靠，哪怕这个名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选民群体也会觉得他们起码对他的缺点有所了解。
第二点同样重要，那就是享有名望的候选人，必须能够迫使选民不经过讨论就接受自己。由于大部分选民都是些工人或者农民，因此他们很少选出自己的同行来代表自己，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蔑视和自己一样的人，这种人在他们中间也没有名望。比如，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要尽量侮辱和中伤他们的雇主，这样的行为再多也不过分。对于竞争的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对手是个十足的无赖，他而行不断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果把票投给了他，就意味着一场大灾难将要降临。
第三点，假如你的对手正在诋毁你，那么就必须要记住，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没有用处的。假如一个人对群众心理缺乏了解，那么他就会用各种论证来为自己辩护，而不是用斩钉截铁的断言来否认那么传闻。这样一来，他也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第四点，一个候选人千万不可以把写成文字的纲领处理得过于绝对，一定要为自己留下一定的余地，否则你的对手将来就会用它来对付你。当纲领成为白纸黑字之后，就是板上钉钉的证据，容不得否认与抵赖。不过，如果你只是在口头叙述中阐述你的纲领，那么再夸夸奇谈也不算过分。你可以面无惧色地向听众承诺最重要的改革，也可以大言不惭地向听众宣讲没好的未来。
群体欢迎极端夸张的东西，说出那些偏激的话语，能够在群众中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在实际的政治领域，它们对未来根本不存在约束力。因为事情总是会变化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不断地观察，而选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机会来看到这些事，他们甚至绝对不想为这事操心。他们也并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实施它的竞选纲领上走了多远，改革究竟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尽管选民以为正是这个纲领，才让他的选择有了保证。
不过赵昺来到大宋朝之后，他发现中国有人比其早几千年就发现了这个奥妙，而孔子也是深谙此道，所以一辈子只说一半话（仁义道德），另一半（这一半是啥估计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永远藏在心中，很多人都是拿着半边论语钻牛角，还有一半他老人家是懂的，一直藏着呢，永远不会听他亲自说出口，就这一点就够很多人学习一辈子了。而当年的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绝非是其看不懂，而是比谁都明白，倒是后人们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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