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战士在前线，一旦斩首立功，就能获得了爵位，按照秦的军功爵制，官职与爵位挂钩，一定等级的爵位相应于一定等级的官职，爵位和官职之间，相通互用。通知书当即由军中火速送出，传送到获爵者所在的县。三日之内，以土地田宅为主的各种待遇就要落实到户，否则，地方官将受严厉的处罚。那种雷厉风行的有效治理，政策带来的优待实惠，光宗耀祖的自满自足，法令所生发的激励动力，成为了驱动战士上阵的动力。
所以爵位就是等级身份；土地田宅，是经济财富；官职，是政治权力，三者合起来，几乎就是当时社会资源的总和。高帝五年诏及其相关法令的颁行，是新建立的汉朝政府，对于社会总资源所进行的再分配。在这个分配的过程中，首先根据军功的大小确定军功爵的高低，再根据军功爵的高低确定分配量的多少。
就社会身份之分配而言，刘邦集团之成员们依据不同的军功，获得了二十等军功爵中的不同爵位，独占了汉帝国尊显的社会身份。在西汉初年，几乎所有的政府官职，无论是从中央到地方，上至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阁僚，中到各个郡县长官，下至乡政府的低级小吏，都是拥有不同等级爵位的在职或者退役的将校吏卒，他们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力。
就经济财富分配而言，刘邦集团之成员们根据以功劳行田宅的原则，按照军功爵制的规定，占有了汉帝国绝大部分的土地田宅。就政治权力之分配而言，集团的首领刘邦有最高的军功，又有公平主持分配之最厚的德行，获得了最大的权力，做了皇帝。在皇帝之下，依据军功的高低，集团的成员们分别获得了诸侯王、列侯、大臣、各级官僚、官吏之职位，掌握了汉帝国的各级政权。
西汉经过长期战争夺取了天下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利用到手的政治权力，对于社会总资源实行了彻底的再分配，由此顺利地转化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个新的统治阶层，垄断了当时所有的政治权力、尊显的等级身份和大部分经济财富。
不但是汉帝国立国之初社会构成的厚重基干，也是天下秩序由战乱转向安定的人事基础。这个新的统治阶层，由刘邦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以尊崇军功为价值导向，实现了权力的再分配。实际上，有汉一代的复杂历史背景中，始终贯穿这个新社会阶层的踪影，也影响到后世的政体走向。
同样，宋初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之计，打压了军事集团，抬高了士族的地位，形成了以士人为主体的统治阶层；明朝的朱元璋却是通过一场场屠杀，将新贵们清除朝廷，独树皇家的权威，重新建立起独裁的社会体系；而清朝则是靠屠杀和招抚将中原的统治阶层变成了自家的奴仆，达到本族统治异族的目的。其后……大家都知道了……
当了这么几年头头，赵昺也算是体会到了一个当权者的苦处，他不仅要权衡各个势力的利益，摆平利益集团间的争斗，还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这不仅是刺激那么简单了，也非艺术那么文雅，而是要调动人的所有智慧，不惜展现丑陋的人性，睡觉都得半睁着眼，时时保持警惕，免得失去权力。说实话这个过程不亚于打一场没有尽头，却又事关生死存亡的战争。
不过赵昺觉的此时坚持‘军改’还是有空子可钻的，且不会引起更大的反对声。一者海南向来是荒蛮之地，被当做流放罪犯的胜地，虽有被流放至此的苏轼、李光地及有识之士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但与内地相比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且许多人是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因而来自当地士族的反对声音会很小。
其次，江南已经沦陷，实际已经是国破家亡，礼乐崩坏的状态，加上许多‘名臣’官僚望风而降，投靠元朝，使得士族的声誉大受影响，反而是那些誓死不降，血战到底的武夫们更受到世人的称颂。再有忽必烈又对江南士人怀有警惕之心，对他们进行打压，弃而不用，让他们威望大减，处于惶恐之中。
再有，行朝迁琼后，许多士人随着迁到此处，并在朝中占据了重要的职位，但是基层却多是赵昺提拔使用的乡绅和胥吏，使他们的影响还只限于琼州城范围之内。而仓促成立的行朝之中，其实称得上鸿儒大家的并没有几个人，而他们还需依附在自己的羽翼下，并在武人的保护之下才能生存。这从陈宜中出走后，张世杰的武人集团能迅速掌握朝政，以陆秀夫为首的士人集团却无能为力便可看出其式微到何种程度。
经过仔细的分析之后，赵昺以为趁形势混乱，士人在朝中式微，复国又需武人出力的情况下，士族应该能看清局势，不会对自己的适度提高武人的地位做出过于激烈的抵制。再说自己也做出了妥协，已经加强了兵部的权力，削减了枢密院的职能，也算得到了一种平衡。所以现在正是推进军改的难得机会，而自己就一定要抓住新旧之交的良机。
“陛下，该起了！”正当赵昺思虑良久，暗下决心走自己的路时，苏岚不知何时已经起身叫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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