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听罢也是出了一身冷汗，‘官’这个群体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还是小人居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义忠信和腐败贪残。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权，势必造成满朝文武同恶相济，形成全方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倒是新奇事了。
而一旦坏人掌了重权，按照与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游戏规则操纵属下，在这种情况下，所在地方官要么为虎作伥，要么遭罢免而淘汰出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待他们形成气候，地毯式、塌方式腐败不仅会涉及到各层官员，甚至连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机大捞一把的机会，而朝廷想整治都无从下手了。
再想想自己当初幸亏挑选了应节严、江璆这样的正直人作为府中的首官，赵孟锦、蔡完义、刘洙、郑虎臣等尚有廉耻、忠义之心的将领作为辅官，而没有贸然任用那些徒有虚名之人。当然赵昺当时这么做也是出于保命的需要，以防止被人给‘卖’了，加上为了能在琼州立足，快刀斩乱麻的将原来有问题的官员几乎换了个遍，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这虽然多半出于偶然，现在琢磨一下也够让人心惊的。
“先生，这些奸佞初露端倪之时，朝中那些正直之士为何不能将他们扼杀于萌芽之中，反而要加以利用，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呢？”赵昺清楚坏蛋也不是一天就能炼成的，大宋三百年历任君王并非都是昏聩不堪，名臣也出了一大堆，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出现这么多奸臣也是需要反省的。
“陛下之言一语中的。”邓光荐言道，“仁宗朝里，多数士子都能遵循圣贤之言，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人生信条，以奢侈为耻，对贪渎丑行更是嗤之以鼻。他们常为政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丢官，但却都是受人尊敬的铮铮君子。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后代公论是：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至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虽然也有贪官，可只为个例，且得以严惩，难改正直之风。”
“我朝贪腐之风却是肇始于王介甫入相。为了推进新法，其不惜重用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品质有缺的官员入相，大批反对新法的正直之士被逐出朝廷，以致祖宗近百年涵育起来的清廉正直之风丧失殆尽。朝中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涉足贪腐，哲宗朝已是愈演愈烈，徽宗朝则登峰造极。南迁之后，此颓风虽有过遏制，但已是积重难返，终因病入膏肓无力挽回！”
“这……”赵昺听了是目瞪口呆，在他前世的记忆中王安石可是一个正面典型，其不仅名列文学史中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是一位锐意改革，推行富国强兵之策的改革者，而后世对其德行也评价很高，他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这明显就是鞠躬尽瘁的代表，为官的典范，可在邓光荐的口中却成了导致大宋官场奸佞横行，政府腐败的罪魁。
“陛下，臣并无贬损介甫先生之意，且对其品行十分钦佩。但其变乱祖宗法度，用人失察，以致引起党争，确是致使我朝奸党横行之肇端。”邓光荐看着小皇帝震惊的样子，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话颠覆了其对王安石的认知，急忙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