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郦寄卖友，见利忘义’。”郭嘉轻轻颔首：“明庭之意，嘉已尽知。”
“荀想保今汉社稷，故欲寻一明主佐之。奈何逐鹿大利，又有几人能免俗。”宋奇叹了口气：“举世皆浊，何人独清；众人皆醉，谁能独醒。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试想，便是身边鸡犬，亦不会令得道之人，将锦绣河山，拱手相让。”
“明廷有先见之明。”郭嘉拜服。
趁黄巾众入城恢复元气。宋奇命有司整理好田宅集簿，传命各坞堡宗贼，如期归还。若苦主全家流亡，则收归公田。至于所签卖地券书，凭春秋决狱，“乘人之危，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悉数判为无效。
城内苦主，喜极而泣。
城外堡主，苦不堪言。
洛阳贵公子佩五县令印，又身兼五县主家令。必出身权贵。论大义，不及。论权柄，更不及。论兵卒，远远不及。却又难舍坞外无数良田，左右为难。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券书引自汉律，然春秋决狱却出自大义。大义高于汉律。若执此律而有违大义，择皆可判负。
换言之，虽依照汉律，双方签订田宅买卖券书。然签订时，苦主并非自愿，或为情势所逼，或为人所胁迫，皆不成立。一言蔽之，法有所限，道义盖顶。此，便是我煌煌天汉，有道，有义。
三日后，何仪，何曼并黄邵所部，三路齐出，上下夹击。尽灭颍阴宗贼。槛车发往洛阳，交由右丞定夺。堡中屯粮、牛马、机关器，皆分与屯户。一时欢声雷动。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三县乃长公主食邑。明廷既为长公主取食，攻破坞壁，抄尽豪强，天经地义。至于堡中存粮积财，如何使用。全凭贵公子独断。便是悉数划归长公主所有，亦无可厚非。今却散于流民，如何能不令人感激涕零。
掐头去尾，不过月余。宋奇已尽收三县民心。长淮两岸，豫州大地，无数流民正拖家带口，齐奔三县而来。
宋奇纳郭嘉之言，将流民亦编为屯户。与黄巾屯户杂居。数万黄巾卒，就地军屯。除去数千精卒，守备县城，余下兵丁，皆散布于各处军堡，且耕且战。宋奇又表何仪，何曼，为左右屯田都尉，领三县屯田诸事。再表黄邵为“武猛都尉”，统帅三县之兵。
“及选茂才、孝廉、贤良方正、朴、有道、明经、宽博、武猛、治剧，此皆名自命而号自定。”其中“名自命”、“号自定”，便是“典农校尉”、“屯田都尉”、“武猛都尉”的来由。
因是长公主汤邑。置二千石校尉、都尉，亦无不可。又谓事急从权。只需汤邑财政足够支付，洛阳朝堂亦乐见其成。
毕竟，五县主生活拮据，入不敷出，举债度日。不得已将“荒县”质押子钱家，换来五千万大钱，及十年食俸的内中隐情，天家三后少帝，皆心知肚明。理有所欠，然情有可原。还能当真坐视五县主，举家饿死不成。
宋奇虽不过是千石县令，却兼长公主家令。疏到郡中，自有二千石太守代为举荐。校尉、都尉，皆比二千石，由郡守保举，正当适宜。
里魁、亭长、邑宰，皆交由郭嘉招募。郭嘉天纵奇才。治区区一县，百里之地，何其易耳。话说，庞统初投刘先主，被任命为耒阳一县之令，彼情彼景，亦如此这般啊。
诚然。之所以政通人和，与宋奇的神上使身份，亦大有干系。此时的黄巾众，早已蜕变成一个半军事化的组织。令行禁止，渠帅之命，不可违。转为军民屯田，既保留了原先隶属，又得安身立命。何乐而不为。
黄巾屯田，着实是一着妙棋。
三县既定，颍川亦安。
五长公主汤邑中，位于豫州者，只剩汝南郡阳安一县。数县相距不远，快马半日往来。即便异地办公，亦无不可。于是携五百黄巾卫，宋奇、郭嘉，南下阳安。阳安县，曾三为阳安侯国。“徙封大国，为阳安侯”，仅此一句，便知阳安富可敌国。
封为长公主汤邑，自在情理之中。